📜 一个十岁的孩子，被父亲追着打也不肯读《尚书》，却因为偷听了一堂《左传》，后来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的书。这孩子叫刘知几，是咱彭城人。
一、挨打也要读《左传》的少年
刘知几，字子玄，公元661年生，彭城（就是今天的徐州）人。
他父亲刘藏器在唐高宗朝做侍御史，词章、文史都有功底，养了三个儿子，刘知几排行第三。
十岁出头，家里让他读《尚书》。
那书是上古文件汇编，文字佶屈聱牙，小刘知几读不进去，常常走神，为这没少挨板子。
有一天，他听见父亲给哥哥们讲《左传》，就把手里的《尚书》一撂，偷偷凑过去听。
这一听，魂都被勾住了——曹刿论战、卫懿公好鹤、唇亡齿寒，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，时间、地点、前因后果讲得明明白白，比干巴巴的《尚书》好懂得多。
他越听越兴奋，回头看看自己那本读不进的《尚书》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：“书要是都像这样，我怎么会偷懒呢！”
这话传到刘藏器耳朵里。
做父亲的愣了一下，没再逼他，索性让小儿子也学《左传》。
就这么，刘知几十二岁就读完《左传》，接着啃注疏，又一头扎进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。
到十七岁，汉以来各种体裁的史书，包括本朝（唐）的皇帝实录，他都翻了个遍。
这些书多是借来的，有的还残缺。
他不只是看热闹，还爱琢磨古今怎么沿革、历史大势怎么走。
更难得的是，他不盲信前人。
小小年纪就敢说：《汉书》既写西汉一代，就不该收那篇从远古列到秦末的《古今人表》；
谢承的《后汉书》，该给更始皇帝刘玄立“本纪”。
听的人都怪他胆大，竟敢议论前辈大家。后来他读到张衡、范晔的文集，发现这两位前辈的批评竟和自己不谋而合。
这份“原来我没说错”的底气，让他读史更有主见，一有心得就记成札记，为日后那部大书，悄悄攒着底子。
二、二十岁中进士，却在小县一待十九年
唐高宗永隆元年（680），刘知几考中进士，二十岁，被分到获嘉县（今河南）做主簿。
摆在他面前两条路：一条是凭诗赋文章博名声、往上爬；
一条是继续钻研没人看重的史书。他选了后者，得空就往长安、洛阳跑，从官府和私人家里借书读。
他也不是不关心政治。
在获嘉主簿任上，他几次上书，直言朝政。
那时候武则天当政，一方面不拘一格用人，另一方面官也封得滥，还重用酷吏。
刘知几上书，请求淘汰不称职的官员；证圣元年（695）又上书，直言“年年大赦，甚至一年再赦，是小人的福气、君子的不幸”，还说“君不白给官，臣不白受禄，白受不算忠，白给不算恩”。
武则天欣赏他的直率，却没采纳。
那时节官场凶险，官员每天上朝，跟家人诀别跟送终似的；
每任命一个官，底下人就窃窃私语“又来一个鬼”，不出十天半月，可能就满门抄斩。
刘知几既想做事，又怕成了争斗的牺牲品，便写了篇《思慎赋》摆在案头，时时警醒自己。
他性子直，不会逢迎，在获嘉主簿这个位子上，一待就是十九年，没挪过窝。
三、四十二岁，终于进了史馆
武则天圣历二年（699），刘知几被调任定王府仓曹，参与编修大型类书《三教珠英》。
这是他头一回和天下饱学之士共事，两年多下来，眼界大开，学问也被人见识了。
长安二年（702），四十二岁的刘知几，总算正式成了一名史官——著作佐郎兼修国史，不久升左史，负责写起居注。
他晚年回忆，说自己早想把班固、司马迁以来的史书，顺着旧义一一厘革，可“没有孔子的名分，却要做孔子的事，怕惊动流俗、招来时人的责难，所以每次握着笔，都要迟疑叹息半天——不是想做而做不到，是能做而不敢做”。
他给自己的史官生涯留了八个字：“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。”东观，是东汉皇家藏书、修史的地方，后来成了史馆的代称。
四、一篇传记，逼他改籍贯
可真进了史馆，刘知几很快发现：这里写史，不是他想的那样。
入史馆第二年，他奉命和李峤、朱敬则、徐彦伯、吴兢等人一起修《唐书》。
领衔的是武三思——武则天的侄子，不学无术，只会争权。
让这样的人领着，怎么写得出信史？
监修还常拿迂腐的意见横加干涉。
刘知几被派写《李义琰传》。
李义琰家在魏州昌乐（今河北大名）已经住了三代，他据实写“义琰，魏州昌乐人”。
监修一看就笑了，说李义琰的祖上是从陇西（今甘肃陇西）迁来的，得改成“陇西人”。
刘知几争辩不过，只好违心改了。
但他后来在《史通》里专门记下这件事，说：写人物籍贯，该依父祖以来实际居住的地方，不该去攀远古的郡望；
追溯得太远，籍贯还有什么意义？
那些年，他参与修了《唐书》八十卷，还有高宗、中宗、则天皇后、睿宗几部实录。可每写一个人物、每记一件大事，都可能成为官场倾轧的把柄，他处处受牵制。
五、五个宰相监修，他愤而递辞职信
唐中宗神龙二年（706），百官护送武则天灵柩回长安，刘知几请求留在洛阳，闭门治学。
三年后，有人打小报告，说他身为史官，不务正业，躲在园林里私自写书。
他又被召回长安。
此时的史馆，竟同时有五个宰相监修。
长官多，主意还打架——同一件事，监修杨再思说“必须如实写”，另一个监修宗楚客说“应该替他隐讳”。
刘知几夹在中间，一个字都落不下去。
偏偏又有个监修萧至忠，几次责备他修史没成绩。
刘知几忍无可忍，愤然写了封辞职信，交给萧至忠。
信里，他把史馆的毛病，一口气点了五条：
- 其一，人多观望。史官多而不精，又都妄自尊大，记一件事、一句话，你看我、我看你，拖着不写，等到头发白了也写不成。
- 其二，资料不足。从前天下史料都汇送史官，如今却要史官自己去采，还得不到各部门支持。
- 其三，权贵干涉。史馆人多嘴杂，保不住密，你这边记了某人的恶事、书还没写完，话已经传遍朝野，史官哪敢不忌惮。
- 其四，监修牵制。史官处处要听监修的，监修又多，好比十只羊、九个放羊的，谁都在指挥，无所适从。
- 其五，职责不明。监修不立章程，史官分工不清，遇事互相推诿，白白耗着。
五条，条条戳在要害上。萧至忠看完，满脸惭愧，半天说不出话，可又舍不得放他走，硬是没批。其他监修则被戳了痛处，对他更是排挤。
六、退而私撰，一部《史通》
史馆里待不下去，满腹才学无处安放，刘知几又怕后世没人懂自己，干脆“退而私撰《史通》，以见其志”。
📖 唐中宗景龙四年（710），《史通》初成，后来又作了修订。
写书时，有人笑他愚；书成后，因为褒贬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，更是招来一片指责。
唯独集贤院学士徐坚，深知这本书的分量，撂下一句话：“居史职者，宜置此书于座右。”
——干修史这行的，都该把这本书放在案头。
《史通》近九万字，把史书分成“六家”（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六家）和“二体”（纪传体、编年体），从体例、编纂、取材、叙事，到史家的修养，第一次做了系统梳理，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。
他还提出叙事要“尚简、用晦、戒妄饰”——文字要简练，要含蓄有力，不要虚妄的修饰。
七、史才三长，与郑惟忠的那番对话
刘知几最有名的，是“史才三长”。
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他：“自古以来，文人多，而真正的史才少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刘知几答：“史才须有三长，世上难得兼备的人，所以史才少。三长，是才、学、识。”
他打了个比方：“有学无才，好比守着良田百顷、满箱黄金，却让个不会经营的人去打理，终究发不了财；
有才无学，好比手艺赛过鲁班，家里却没有木料斧头，终究盖不成房子。”
而“识”最要紧——“须得秉心正直，善恶必书，让骄横的君主、祸国的奸臣看了都知道害怕，这才是如虎添翼，所向无敌”。
才，是写史的本事；学，是渊博的史料；识，是正确的见解和秉笔直书的胆气。
这三条，成了后世衡量史家的标尺。
八、直笔之节，与晚年的结局
刘知几一辈子，最看重“直笔”。
他在《史通》里写：“盖烈士徇名，壮夫重气，宁为兰摧玉折，不作瓦砾长存。”
——刚烈的人，宁可像兰花、美玉那样被摧折，也不愿像瓦砾那样苟且地堆着。
他痛斥“曲笔”，说那些南史、董狐一样的史官，仗着一股气直书，不避强权；
韦昭、崔浩一样的人，纵情奋笔，不阿附权贵，哪怕自身难保，遗风至今被人称颂。
他还一语道破：“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笔获罪。”——只听说写真话被杀头，没听说写假话被治罪。
曲笔的根子，在上面。
当然，他也有时代的局限，说“事涉君亲，总要隐讳几分，虽直道不足，名教却还在”。
他甚至敢“疑古”“惑经”，说即便是孔子手定的《尚书》《春秋》，也有前后矛盾、详略失当的地方，不能因为是经典就盲信。
唐玄宗开元九年（721），刘知几的大儿子刘贶获罪被流放。做父亲的心里不平，上书替儿子辩解，惹得唐玄宗大怒，把他贬到安州（今湖北安陆）做都督府别驾。
六十一岁的老人，经不起长途跋涉，加上心里悲愤，到了贬所不久，就病逝了。
他这一辈子抑郁不得志，可一部《史通》，为他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。后来黄庭坚把《史通》和《文心雕龙》并称：“论文则《文心雕龙》，评史则《史通》。”
咱徐州，出过写史的刘知几，也藏着一肚子“怎么把事记下来”的讲究。
你还想让我讲讲哪位徐州人物？
是祖籍徐州的“词帝”李煜，还是写《南泥湾》的马可？
评论区点题，下期我来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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